你现在的位置:首页 >> 历史文化 >> 林则徐与《大定府志》
林则徐与《大定府志》
作者:文|翟显长  发布日期:2019/1/10 阅读次数:
林则徐雕像(资料图片)
《大定府志》(毕节试验区 陈再雄 摄)
  结缘滇黔 赋诗言志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进士出身,历官三十年,统兵四十万,督抚十四省,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卒后清廷晋赠其太子太傅,照总督例赐恤,谥文忠。因其主张严禁鸦片、抵抗西方列强侵略,有“民族英雄”美誉。
  林则徐生平爱好诗词、书法,著有《云左山房文钞》《云左山房诗钞》《使滇吟草》《政书蒐遗》《滇轺纪程》《林文忠公政书》《荷戈纪程》等著作。所遗奏稿、日记、公牍、书札、诗文等,建国后辑为《林则徐集》。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34岁的林则徐被任命为云南乡试主考,农历五月初八离开北京,出直隶、河北,经河南、安徽、江西,由湖南入贵州,留下了七言绝句《过平坝》:
  豁开原野少崔嵬,
  得出丛山似脱危。
  历险始知平地好,
  骤寒翻讶早秋非。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62岁的林则徐奉旨由陕西巡抚调任云贵总督,在任三年有余。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期间,其行辕(衙门)半年驻云南曲靖、半年驻贵州安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深秋时节,当他扶病由曲靖取道贵州等省东归福州时,写下了若干诗作,《己酉九月,自滇归闽,同人赠言惜别,途中赋此答之》是四首七律之一:
  黄花时节别苴兰,为感舆情忍涕难。
  程缓不劳催马足,装轻未肯累猪肝。
  膏肓或起生犹幸,宠辱皆空意自安。
  独有恫瘝仍在抱,忧时长结寸心丹。
  林则徐在黄(菊)花怒放的金秋时节告别苴兰(贵州境内古国,统辖今黄平、贵定一带,此处代指贵州),沿途乡民情真意挚地欢送,让他禁不住涕泪潸然。他病入膏肓却心忧时事,宠辱偕忘却丹心许国。对贵州的山水和百姓,林则徐很有感情,这首《黄果树观瀑》写得情景交融、文情并茂:
  树杪虹霓卷百泉,
  上公行路为停鞭。
  雷轰车鸣山争响,
  雪溅旌麾日助妍。
  渴望群恩作霖雨,
  澄观臣久矢冰渊。
  济人偏在风波后,
  愿托慈航下巨川。
  此诗首联以“树杪虹霓卷百泉”的奇妙佳景起笔,以简练质朴的“上公行路为停鞭”交代题诗缘由,颔联写尽黄果树大瀑布的气势磅礴、雄奇壮美,颈联表达自己长期以来临深履薄、鞠躬尽瘁,渴望将朝廷众多恩典化作“霖雨”惠泽百姓的博大襟怀,尾联托物言志、直抒胸臆,表达自己历尽政治风波而此心不改、利世济民的宏大抱负。
  
  厚积薄发 应请作序 
  林则徐从政之暇,尤喜藏书。其藏书之所于1948年被洪水冲垮,后由福州市政府拨款重建。他举进士后,居于文藻山,早年以“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颂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为志,潜心搜罗前朝及当代各类书籍。藏书楼有“七十二峰楼”“云左山房”,专用贮书,积三十余楹。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他被贬谪新疆伊犁时,以大车7辆载书20箧,临行前赋诗云“纵使三年生马角,也须千卷束牛腰”。藏书印有“林少穆珍藏印”“河东节帅,江左中丞”“读书东观,视草西台”“吴越秦楚齐梁使者”等十余枚。其藏书中有不少方志。据其子林汝舟《云左山房书目》(未刊本)所载,林则徐将存书分为经、史、子、集、时文、方志六门。其中方志一门列有湖南七十七部、湖北六十三部、江苏四十四部、河南七十部、山东八部、四川一部、福建二部、直隶二部、甘肃一部、广东一部、广西一部。书目末尾,附有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林尊彝一跋云:“闻父老言,公在官日,无日不读书,暇手一编,数十年寒暑不辍。”
  林则徐一生支持地方修志,搜罗修志人才,亲自校阅志书,提出有关志书意见。他不仅为各地志书的编写出过力,而且还编过好几部类似地方志的著作:《畿辅水利议》,光绪二年(1876年)三山林氏刊本,总结在江苏、两湖等地兴修水利的实践经验,冯桂芬曾参与编校;《海国纪闻》,未见刊本,俞正燮曾参加校阅,林则徐有序;《四洲志》,小方壶斋舆地丛抄补篇,上海著易堂本,据魏源《海国图志叙》记载,其书系在林则徐所译《四洲志》的基础上扩充而成;《俄罗斯国纪要》,光绪十年(1884年)五湖草庐刻本。
  林则徐一生讲求经世之学,懂得做地方官必须了解民情,才能有所作为。清人程畹在《潜庵漫笔•林文忠轶事》曾说:“文忠性明察,初不侦伺,每莅一境,必周知其风俗以兴利除弊,人咸神明奉之。”他通过《大定府志序》阐发的不少真知灼见,是任地方官多年长期阅读、编写方志的理性升华。
  《大定府志》与林则徐的因缘,其实是黄宅中、林则徐之间的因缘。道光九年(1829年),黄宅中在林则徐老家任侯官知县时,曾与林则徐相见过(1828年至1830年,林则徐丁父忧家中守制,不能外出见客,便潜心研究各地地方志)。黄宅中登门拜访林则徐。在交谈中,林则徐得知黄宅中对地方志的浓厚兴趣,引为知己。1847年至1850年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时,黄宅中与胡林翼(晚清“中兴”名臣之一,“湘军”重要首领。1846年以知府分发贵州,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道台)堪称其左膀右臂。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秋,林则徐因旧病复发卸任云贵总督职务,归途经贵州普里(今大方),小住以疗沉疴。时任大定知府的黄宅中拜见林则徐,并送上《大定府志》稿本六十卷,请林则徐撰写序文,林则徐慨然允诺。林则徐回到贵阳,黄宅中又来拜访,时林则徐已于百忙中拨冗读完《大定府志》稿本,写就其平生为地方志所作唯一的序言——《大定府志序》。作序之后,林则徐意犹未尽,又作《致惺斋函》(很可能没寄到黄宅中手中),把《大定府志》与国内的多部地方志比较,将其列为当时全国四部著名地方志之首。
  “自明代《武功》《朝邑》二志以简洁称,嗣是载笔之儒,竟尚体要,沿习日久,文省而事不增,其弊也陋。抑知方域所以有志,非仅纲罗遗佚,殚洽见闻,实赖以损益古今,兴革利病,政事所由考镜,吏治于焉取资,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顾可略欤!《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复掌四方之志,职方又掌天下之图,凡士训、诵训所道,无非是物,何不惮繁赜若是?孔子欲征夏殷之礼,而慨于文献不足,志非所以存文献者乎?足则能征,不足反是,宜详与否,亦可识矣。然所谓详者,岂惟是捃摭比附,侈卷帙之富云尔哉?采访宜广而周,抉择宜精而确。惟广且周,乃足以备省览;惟确且精,乃足以资信守。江文通谓‘修史莫难于志’,非以两者之不易兼乎? ”仅仅《大定府志序》这个旁征博引、大气磅礴的开头,便可以感知林则徐多年来读史藏史治史的深厚文化底蕴。
  在这篇序言中,林则徐高度肯定地方志的地位和作用:
  “抑知方域所以有志,非仅纲罗遗佚,殚洽见闻,实赖以损益古今,兴革利病,政事所由考镜,吏治于焉取资,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顾可略欤?”“此书出而阖郡风俗、政治犁然毕陈。即君莅官以来,所以治是郡之实政,亦灼然见其梗概。后之官斯土者,如导行之有津梁,制器之有模范,果其循习则效,择善而从,又岂猾吏莠民所能障蔽其所睹哉?且此书之用,非独一郡所资。即措之天下,传之奕祀,莫不如契斯印。”
  林则徐强调,地方志决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有不可的;志书不只是搜罗旧事而广见闻,其目的是“损益古今,兴革利病,政事所由考镜,吏治于焉取资,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地方志具有资政、存史、育人等作用,作为地方官,除深入民间直接采访了解民情外,还必须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将地方志视为“导行之有津梁,制器之有模范”,才不致为“猾吏莠民所能障蔽其所睹”,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洎守黔之大定,以身率属,殚心教养,尝谓其地古蛮方,叛服靡常。我朝始设郡县,二百年来,彬彬文化,而苗夷诸种,今犹多于汉民,欲变化而整齐之,志乘尤不可略。因访得前守王君允浩未刊志稿八卷,取为权舆(起始依据)而厘订(整理订正)焉、裒益(汇编增补)焉。书成示余,且属(嘱)为序。余受而读之,为卷凡六十,视旧稿奚翅增以倍蓰!其体例、门目,亦皆自抒胸臆,不相沿袭。乃每卷先标原撰名氏于前,而自署曰:‘重辑。’噫!此诚君子以虚受人,美不自炫;而实则重辑之功,什百于原撰,谓之‘创造’可也。”“夫王君八卷之稿,断手于乾隆十五年(1750)庚午,距今已百年矣。此百年中事,非旧稿所有也。且旧稿仅纪郡守亲辖之地,而各属皆未之及。君则于所属诸州县一一载记,巨细靡遗。荒服瘠土,搜采纂难,而君竭数年精力,不使以阙漏终。一境地必溯其朔;一名物必究其源;一措施必缕陈其得失。凡可以昭法守、示劝惩者,无不郑重揭之。且每事必详所出,不以己意为增损。其贯串赅洽,即龙门(《史记》作者司马迁)、扶风(《汉书》作者班固)之史裁也。其大书分注,即涑水(《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紫阳(《四书集注》作者朱熹)之体例也。他如郦道元(《水经注》作者)、常璩(《华阳国志》作者)、袁枢(南宋史学家)、郑樵(《通志》作者)诸述作,间亦资为釽摫,取以敷佐,使数千年往迹,若指诸掌。非君平时视官如家,视民如子姓,其能若此之实事求是乎? ” 
   细读上引文字,林则徐总结了《大定府志》的四大优点:
  一、“采访宜广而周,抉择宜精而确。惟广且周,乃足以备省览;惟确且精,乃足以资信守”——采访资料全面周到精细准确。
  二、“所属诸州县一一载记,巨细靡遗”“终一境地,必溯其朔;一名物,必究其源;一措施,必缕陈其得失”——史料高度准确,利弊得失条分缕析,客观全面。
  三、“凡可以昭法守、示劝惩者,靡不郑重揭之”——特别注重历史资料的教化功能,惩恶扬善,昭示可以被后人效法遵守的榜样准则。
  四、“每事必详所出,不以己意为增损”——每事必详细注明出处,实事求是,不随己意增减。
  不仅如此,林则徐还将《大定府志》“贯串赅洽”的“史裁”和“大书分注”的“体例”与司马迁、班固、司马光、朱熹等的著作相提并论,称赞该书对《水经注》《华阳国志》《通志》等名著“亦资为釽摫(分析、剪裁),取以敷佐,使数千年往迹,若指诸掌”的成功借鉴。对“实事求是”“竭数年之力,不使以阙漏”的黄宅中,对“平时视官如家,视民如子姓”“以身率属,殚心教养”的黄宅中,对“其体例门目,亦皆自抒胸臆,不相沿袭”却将“创造”署为“重辑”“以虚受人,美不自炫”的黄宅中,林则徐由衷赞赏钦佩。
  
  致惺斋函 语重心长
  “文忠虽军书旁午(此处意为交错纷繁),亲切函扎,从不假手他人。”(沈瑜庆《林文忠手札题后并序》)林则徐身为封疆大吏,日理军政大事,而他于重要文件,无不亲自动笔,从不假手他人。
  1983年溽暑,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方志学家、文献学家来新夏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检读林则徐手札,发现其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十月所作《致惺斋函》一件,仅500来字,通篇所论为地方志编写及评论。1984年1月,来先生在《中州今古》上发表《林则徐谈地方志》一文,引用《致惺斋函》原文,阐述了林则徐对《大定府志》的高度评价及意见建议,主要是:
  一、肯定《大定府志》的价值——“深叹编纂之勤、采辑之博、抉择之当、综核之精”,认为只有严如熤的《汉南续修府志》、冯敏昌的《孟县志》和李兆洛的《凤台县志》,“或堪与此颉昂,其他则未能望及项背也”。
  二、提出为志书作序的己见。林则徐把序言看成全书的提纲,应该让读者阅后,即能领会全书的宗旨——“窃念弁言之作,原为全帙提纲,如叙中于书之体例有脱漏者,应请就稿酌添;有触背者,亦祈酌易。总使作者之意尽宣于叙者之言,俾读者观一叙而会全书之宗旨,乃为䜣合无间。”他虚怀若谷,自谦“謏闻(孤陋寡闻)之士”,深恐自己所作序言“未能洞澈窾要”,敦嘱“商榷补正”——“文章公器,吾辈可共切磋,以六一先生(欧阳修)之文尚不惮与人商榷,况謏闻之士乎?”
  三、要重视刊本的校勘工作。林则徐在信中说:“现在本刊(指《大定府志》)未免尚多错字,须嘱细心者重校一过,逐加修改,更可以广流传矣。”
  四、对入志人物的评论与采择,“胥(全)视其人诚合于舆评之公,绝无以意为轩轾者”,即不要以个人的感情好恶来论定是非。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秋,林则徐因病重奏请开缺回乡调治,次年三月返抵福建侯官。道光三十年(1850年)九月,清廷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他抱病从侯官启程前往广西。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林则徐在广东潮州普宁行馆逝世。一年前就完成的《致惺斋函》,估计一直没能寄出。黄宅中没能读到,《大定府志》未能及时收录,遗憾之至!
  《大定府志序》和《致惺斋函》,不仅是曾任“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云贵总督”(《大定府志》修纂衔名“鉴定”)林则徐对《大定府志》的宝贵贡献,也是对今天全国各地方志撰写工作的重要贡献,值得引起重视。
  “现在本刊(指《大定府志》)未免尚多错字”的当头棒喝,更是让人如醍醐灌顶。《大定府志》校注本几经刊印,仍然存在不少文字、标点、注解、文言文断句等方面的舛误。“须嘱细心者重校一过,逐加修改,更可以广流传矣。”组织精兵强将严格把关、认真校改补充现有版本,精益求精,让《大定府志》重新绽放出应有的光彩,我们责无旁贷。(作者系毕节二中教师、资深文化人)
 暂无评论!
发表评论
姓名:
评论:
(字数不能超过300个)
                               剩余字数:
本类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