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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的收官之笔—南渡乌江
作者:文|李柯孚  发布日期:2019/1/25 阅读次数:
梯子岩渡口(资料图片)
江口渡口(资料图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距今已经过去了80多年,这次伟大的战略转移,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高超的谋略之道。如果说,长征是一个高超的谋略,实现了中国革命的转折,那么,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便是谋略中的经典、高超中的顶峰。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变被动为主动,这几个词用来形容长征胜利毫不为过。
  1960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蒙哥马利时,这位二战时期的英国元帅说:“我读了您的许多军事著作,研究了您指挥的战役,三大战役可是您的得意之笔。”毛主席摆手说:“不,那还不是,我的得意之笔是四渡赤水。”
  让我们手指着地图,将伟大战略家毛泽东主席所指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的过程在大脑中过上一遍。
  1934年的10月,阴云密布。因为在博古等的教条主义指挥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拉开了长征的序幕。在这场战略大转移中,经过湘江之战后,红军从近9万人锐减到3万人。李德这个现代版的“赵括”,不顾40多万敌军的围堵,仍把红军的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摆脱敌人主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主张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采纳。
  1935年1月7日,红军一举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召开了具有革命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央红军攻克遵义,让蒋介石感到了恐慌,他急调约150个团的兵力逼近遵义,红军险象环生。党中央作出了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决定。至此,四渡赤水这场经典的战役拉开了序幕。
  一渡赤水:1935年1月28日,红军到达赤水河边的土城镇青杠坡,遭遇川军郭勋祺部近9个团兵力的阻击。这场遭遇战,由于情报有误和兵力不足,红军避实就虚,于29日从元厚、土城南北地区一渡赤水河,向西退却。郭勋祺却捡了个大便宜:蒋介石以为红军的西退是他堵截有功,晋升为“国军中将”。
  二渡赤水:红军一渡赤水西退后到了云南扎西休整,蒋介石又急调川滇黔桂和中央军兵力开进欲包围扎西围剿红军。毛泽东果断指挥红军东进,于2月18日至20日从太平渡、二郎滩金蝉脱壳般二渡赤水河向东转移。经过娄山关、老鸦山、红花岗激战,大败敌军王家烈、吴奇伟部,二占遵义城。
  三渡赤水:红军再占遵义城后,蒋介石又急忙调兵遣将,意欲围困红军于黔北地区。3月16日,红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以1个团的兵力佯装主力,大张旗鼓作出红军主力要北渡长江之势,引敌西进。
  四渡赤水:蒋军各路兵马被红军牵着鼻子去长江布防、围截。而红军主力部队却迅速秘密折而向东,于3月21日、22日从敌人的空隙中,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至此,“弓背”上的几个大圈圈画完,四渡赤水胜利完成。从狭义上讲,从红军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就是完成了四渡赤水。但四渡赤水河这个战略布局的真正完美收官,笔者认为,应该是四渡赤水之后的南渡乌江。中央主力红军南渡乌江后,才给四渡赤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才有了后来的“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在讲中央主力红军南渡乌江之前,我们先讲一下发生在四渡赤水之间的一个小插曲——“打鼓新场风波”。
  打鼓新场,就是今天的贵州省金沙县县城。1935年3月10日,中央红军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3月11日,朱德分别向一、三军团的林彪、聂荣臻和彭德怀、杨尚昆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看似普通的一次指令,殊不知背后却是一阵风波。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主力红军在3月6日、9日两次寻机歼灭周浑元部未果。10日,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用万急电报向军委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前进,消灭驻在西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同时,拟定了5条作战建议。党中央、中央军委接电后,立即在驻地苟坝召开军事会议。会议由党中央负责人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三军团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刘少奇以及军委纵队司令员、政委等。会议认真研究了林、聂的建议,多数与会者摩拳擦掌、求战心切,一致同意在打鼓新场与黔敌接战。参加会议的毛泽东沉着冷静,提出反对意见。根据他对敌情的了解,黔军、滇军正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那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毛泽东分析,此刻敌100多个团的兵力已对我军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如果此刻急于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因此,绝不能鸡蛋碰石头,白白去送死。会上争论非常激烈。毛泽东据理力争,但未能说服大家,为阻止这场断送红军前途的灾难发生,毛泽东始终坚持己见。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见争论不休,便采取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但是,会上大家举手通过了林、聂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毛泽东无可奈何,只好服从。当夜,毛泽东反复研究敌我态势,夜不能寐。他万分着急,半夜提着马灯、顶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周恩来、朱德驻地商议军情。周恩来正在阅读军情电报,毛泽东恳切地对周恩来再三劝说,希望周不要急于发布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下半夜3时50分,中革军委总参二局急电周恩来,电文说,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滇敌与川敌有向我军侧背夹击之势。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二局的来电说服了周恩来,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又一同去说服了朱德。三人决定次日再说服大家。11日清晨,军委再次开会讨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会上详细分析敌我形势,反复阐述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此分析得到大多数同志赞同,于是会上作出撤销林、聂建议的决定。朱德分别向一、三军团的林彪、聂荣臻和彭德怀、杨尚昆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据昨前两天情报,黔军犹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队则速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打鼓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昨(10日)21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找新的机动,望准此行动。”
  事实证明,军委发出的这个指令是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行动,准备打击黔敌犹禹九部时,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部,还有孙渡和郭勋祺部,如果红军当时贸然向黔军犹旅进攻,面对的将不是一个旅,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只要红军一发起进攻,就有迅速被敌人主力合围的危险。毛泽东棋高一着、力排众议,坚持不打打鼓新场,及时制止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红三、五军团,避免了重大损失。这次争论,最终按毛泽东的意见处理,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威信。为了杜绝类似情况,周恩来说:“打一次仗,开一次会,20多人讨论半天,弄得大家很疲劳。不能大小问题均由集体讨论和指挥。”毛泽东当即向党中央建议:“应成立一个精干的军事指挥小组,以便集中指挥。”张闻天通过此次争论,意识到战场情况瞬息万变,须临机决断,依靠多数人开会讨论,会贻误战机;用民主表决方法处理紧迫的战争问题不妥,应改善军事领导方式;自己不适合过多参与军事指挥工作。他主动退出军事指挥岗位。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苟坝召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可以说,经过了打鼓新场风波,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前进方向的把握和军事战略部署的准确性、前瞻性得到了证实,地位得到了巩固提高,顺利地书写了后来的南渡乌江和中国革命的壮丽诗篇。
  1935年3月14日,红三军团从遵义泮水出发,经水门坎、后坝、铁厂溪等地到达沿厂后,兵分三路进抵今金沙县的岩孔街道,赶跑守敌,占领岩孔。红军宣传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及红军的政策;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建立苏维埃临时政权,派出部队攻打驻守在岩孔附近的寒婆岭、营盘山、高洞等处国民党二十五军之敌,后又于15日向茅台疾进。
  红三军团占领岩孔后又突然离去以及其他军团的行动,使国民党军误认为红军要进攻打鼓新场等地。于是,国民党103师师长何知重连续向其上司陈诚发出电报:一会儿说红军“似有向新场进军之样”,一会儿说红军“企图由岩孔经大河坝袭击犹禹九部”。当蒋介石在获悉上述情报后,立即电令:周(浑元)截击,吴(奇伟)可追击,王(家烈)可堵击,孙(渡)追击与截击,郭(勋祺)可绕出仁怀以西追击。并认为此时是对中央红军的“歼灭良机”。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实际意图捉摸不定,不时派出部队东追西赶,时时被动、处处扑空。
  1935年3月21日和24日,中央主力红军司令部发布命令:“我野战军渡河后应迅速南移”“赶快通过遵(义)仁(怀)之线,向南寻找新的机动。”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督战”,拟定“聚歼”计划:一是调薛岳部于川南堵击,严令川军于叙永一带固防;二是组织川、黔、湘及吴奇伟、周浑元等部队向仁怀齐头并进,同时调滇军自毕节尾追;三是在遵义以西、赤水河以东大筑碉堡群,调兵遣将,妄图将红军“一网打尽”。3月27日,红军司令部决定中央红军主力从遵义的鸭溪、白腊坎地域穿过敌人封锁线,并命令红九军团:“主力依托马鬃岭为枢纽,经倒流水向长干山西南李村之敌积极佯攻”“以小部(两连)逼近枫香坝之敌佯攻”,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吸敌北向”,“以掩护我野战军主力通过封锁线”。同日,中央红军抵达遵义地区苟坝一带,并兵分左、右两路进入今金沙县境内。左路为中革军委领导机关、中央直属纵队和一军团,从底水河进入湾子,于29日抵达金沙沙土。在沙土稍作休整后,一部分经文家田坝过三丈水进抵今金沙县后山镇梯子岩,一部分往今金沙县沙土镇中心村经翁贡水抵后山镇梯子岩。右路为三军团和五军团,于28日由偏岩塘过河进入官村后,除一小部分走湾子与左路会合前进外,大部分从木孔到岚头。右路至岚头后,又分两路前进:一路往中心经翁贡到后山,一路往安底经长坝过翁贡到后山。
  3月29日,担任执行先遣任务的红一军团一师第三团和军团工兵连先期抵达今金沙县后山镇乌江北岸的江口渡口,并在此砍竹扎排,准备偷袭渡江。但在渡江时被乌江南岸之敌发现,便改偷袭为强攻。强攻却遭对岸敌人疯狂射击,竹排在江中起伏,不但没有渡过去,反而漂回北岸。白天强攻难以奏效,先遣队决定改为夜战。当晚,在雷电和暴风雨的掩护下,先遣部队渡江成功,消灭了蜷伏在吊桥桥头洞口的敌哨兵,打通了通向南岸山上的要道。30日拂晓,过江部队迂回到下游梯子岩、大塘河两渡口,歼灭守敌,摧毁敌人江防据点,占领要道,控制渡口,巩固登陆场,掩护江北红军从梯子岩、大塘河、江口等渡口架设浮桥渡江。3月31日2时30分,司令部向中央红军各军团发出迅速南渡乌江的命令:令一军团于31日晨8时前渡江完毕,主力进至蔡家寨、潮水坊,并对息烽之敌进行侦察,对黑神庙等地作出警戒;令三军团由江口、大塘河、梯子岩三个渡口渡江,于14时前渡江完毕,主力经牛场进入息烽,并派出一个团扼守黄沙河渡口;红军干部团担任渡江警戒。令五军团继续钳制与追阻周(浑元)、吴(奇伟)、王(家烈)三部,首先在苦茶园,最后则扼守狗场、沙土地段;令在苟坝的红九军团准备南移。3月31日下午2时红五军团开始南移,连夜行军至大塘河渡口。4月1日拂晓,红五军团开始渡江,11时许渡江完毕。至此,从3月29日至4月1日,除红九军团外,中央主力红军全部胜利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蒋介石部署的合击圈,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了乌江北岸。
  在中央红军南渡乌江的过程中,曾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局长、中革军委总参二局(情报局)副局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秘书长(未到职),对我党情报工作做出过杰出贡献的钱壮飞同志在今金沙县后山镇的梯子岩不幸遇害牺牲。
  中革军委在实施南渡乌江作战计划时,决定把红九军团暂时留在乌江以北地区活动,给敌人造成错觉,以掩护主力红军的行动。1935年4月4日下午5时许,红九军团抵达今金沙县木孔镇后获知,黔军犹国才部正从遵义鸭溪方向追来。为了摆脱追敌,红九军团根据木孔镇一带的有利地形,采取伏击战打击追敌。这次伏击战的地点选择在了木孔菜籽坳。4月5日拂晓,红九军团进入阵地。8时许,敌先头部队开始进入伏击圈。当敌指挥机关已全部进入伏击圈时,红军战士跃出丛林,杀向敌群,打得敌人狼狈逃窜、举手投降。这次伏击战,击溃黔军犹国才部7个团,消灭敌军300余人,俘敌1800多人,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敌师长魏金镛被击伤。这场发生在金沙县木孔菜籽坳的伏击战,沉重打击了尾追之敌,使附近的敌人闻风丧胆,退而不敢应战,出现了前无堵军、后无追兵的局面,有力地配合和掩护了主力红军的南进。
  在红军长征中,敌我力量相当悬殊,敌强我弱。从1935年年初开始,毛泽东紧紧把握调出驻守金沙江的滇军、跳出包围圈、北上抗日这个战略目标,不计一战一役胜败,利用红军机动灵活特点,因势利导,牵着国民党大部队东奔西跑、疲于奔命,造成敌人的被动,寻机歼敌,最终在金沙县后山镇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声东击西调出滇军,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四渡赤水战役,起于遵义会议中央领导决策层和战略方向的转变;行于毛泽东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灵活机动,使红军由原来的战略退却转变为战略进攻的大智大勇;止于主力红军在金沙县后山镇南渡乌江,为红军长征奠定了新的起点。这样来概括,能够更为全面地描述四渡赤水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波澜壮阔的得意之笔。所以,说南渡乌江是四渡赤水的收官之笔,更为贴切。(作者单位:金沙县史志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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