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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家国向光明
——写在周素园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
作者:文|毕节试验区 程 红  发布日期:2019/10/15 阅读次数:
周素园先生(资料图片)
《周素园文集》《周素园年谱》
  周素园先生是贵州近现代历史文化名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也是有影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周素园先生诞辰140周年。近读《周素园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7月第一版)和《周素园年谱》(王葆和编撰,中国市场出版社出版,2019年6月第一版),深深为周素园先生的爱国奋斗精神肃然起敬。
  周素园的一生,“长养在浓厚的封建空气中,参加了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又追随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见《我所认识的一个环节——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他积极从事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与自由的伟大事业,积极进行革命道路的探索,以有限的生命铸就了无限的辉煌,谱写了一曲壮丽绚烂的人生篇章。诚如王震将军在《周素园文集》的序言里所言:“周素园的一生,是一个爱国者追求救国救民之路,历经艰难挫折,终于找到真理的一生。周素园一生的曲折经历,揭示了一条真理:在现代中国,从爱国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阻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只要坚持不渝地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实践斗争中,他最终必定认同并走上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这条唯一的康庄大道。”

  “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光明到来了!”
  清光绪五年(1879),周素园出生于毕节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周素园在《先府君暨先妣事略》中写道:“周氏自明初迁黔,隆万后,始以科第显,入清而益盛。积善不怠,乡里称曰‘高门’。”“少读书,博闻强记,不肖等四五岁时,唐诗已朗朗上口,聪颖者能背诵《曲礼》《内则》,皆先妣枕上口授。”
  光绪二十一年(1895),16岁的周素园到大定府(今大方)考取秀才,后为贡生。他青年时代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在贵州创办第一份日报《黔报》,参与领导贵州辛亥革命。滇军入黔后,他长期流亡在外,1925年回到毕节,从此退出贵州军政界。此后10年,他不再参与政治,而是闭门读书,认真研究马列主义,探索人生道路。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到达毕节,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57岁的周素园毅然出任司令员,3月跟随红军长征,成为长征队伍中的传奇一员。9月到达甘肃岷州,在成立甘肃省人民革命委员会时,周素园被任命为教育部长。12月,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在长征中,周素园深切体会到红军的阶级友爱,更加坚定他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使其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
  1936年12月底,周素园到达延安。由于足疾复发,周素园生活几乎不能自理。党组织和同志们对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着他的生活起居。他深为“坐享优待”不安,特别是贺龙夫人、萧克夫人经常去看望他,替他缝补洗涮、送药、送吃的和用的,更使他觉得自己是“累赘”,于是萌生回贵州做统战工作的念头。
  1937年10月,肩负毛主席重托,带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给西南各省军政当局的亲笔信,周素园先生准备离开延安。临行前,毛主席、周副主席摆席为他饯行。席间,毛主席对他说:“周先生,你虽没入党,总算红军一员。”
  回到毕节后,周素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使他内心十分苦闷,非常怀念与共产党和红军朝夕相处的战斗岁月。贵州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对他进行了严密的监控,甚至准备将他杀害,或将他劫持出逃。
  贵阳解放后,毕节已成为解放军进攻的主要目标。贵州省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逃离贵阳后,委派傅启学任贵州省政府西北行署主任。毕节专区境内尚有二七一师刘鹤鸣部、独立第二师罗湘培部、独立第四师马昆部,这些部队都是保安团或地方武装改编的反动势力。
  1949年11月25日,周素园决定“暂诣稚九家小驻”。当日傍晚,国民党毕节专员廖兴序“提出同赴杨家湾之要求,且言其最终目的地(白泥屯)险要可恃”。周素园告诉侄儿周稚九,“姑虚为委蛇,临时当觅它处掩蔽,决不上当”。1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毕节。周素园在日记里写道:“七点半左右,解放军到达,民众高呼欢迎,并鸣鞭炮。溃兵、土匪一般的灾难侥幸度过了。以余个人论,十二年之精神压迫,尤其是最近十个月之严密监视,俱释然解除矣!”11月28日,周素园被推选为毕节县支前委员会主任。11月29日,周素园在致毛泽东的贺电里高兴地写道:“北京毛主席,别来十二年,衰朽余生,犹及见解放成功,不胜欣忭,谨贺胜利。”
  1950年1月,周素园在自己命名的《光明日记》的扉页上题词:“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光明到来了!”

  “需要我们做桥梁,我们又何惜风烛残年,不来尽桥梁的作用呢?”
  1949年12月3日,贵州省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兵团司令员杨勇赴四川指挥成功合战后经毕节时,宣布中共毕节地委成立,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毕节军分区成立。12月7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毕节专员公署成立。
  毕节解放后,周素园在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投诚中,抱病做了大量工作。他写信给他们,要他们放弃反动立场,向人民政府投诚,争取立功赎罪,投向光明。1949年12月6日至7日,周素园写《致韩文焕、何朝宗、罗湘培、刘鹤鸣、廖兴序函》,争取他们放下武器,起义或投降。12月19日,周素园嘱人代约几位比较开明的土目进城来和当局谈话,解释人民政府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12月22日,刘鹤鸣率所部接洽投降。
  1950年元旦节,毕节城区万余民众齐聚大校场(现市粮食局斜对面)欢庆毕节解放,周素园以进步绅士的身份讲话。1月2日,周素园担任毕节地区支前委员会主任。1月12日,周素园写信给伪毕节专员廖兴序、伪纳雍县长谢德光,争取他们向人民政府投降。周素园在《复廖兴序函》里说:“今后投向人民政府,一切决无问题。鄙意仍以迅速来毕,与当局一度接洽,前阶段方可告一结束。惟行前如携有专署文件、公物,望一律带回。”
  1950年1月20日,周素园函约吴俊光、张绍芝来谈,“劝他们出面组织学习小组,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了解政府经济政策,配合本地实际情况,为恢复市场而努力”。1月26日,周素园接到秦天真复函,请其多和本省某一阶层多多通讯,说明人民政府政策,希望团结在政府周围。
  1950年1月29日至30日,周素园在《给老朋友的一封信》里,情真意切地劝慰着老朋友们:“贵州解放,我和若干党政军的负责人接触过,我感觉到他们活力的增加,信心的坚确,衡量过去,更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的质变了,确是向提高的一面,像我那次的预言而中了。将再作一次预言,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将是无期的延长下去。我们认清客观的形势,就好决定主观的立场,我们要拥护政府的政策,响应政府的号召,靠拢政府的周围,趁着新政权初到这个地区,同贵州群众的关系没有很快的建立起来,需要我们做桥梁,我们又何惜风烛残年,不来尽桥梁的作用呢?我就是这样做,希望你们也和我同走一条路。”
  周素园应解放军五兵团苏振华政委和杨勇司令员的邀请,到贵阳参与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1950年2月23日,周素园从毕节去贵阳,晚上抵达黔西,24日晚上8时抵达贵阳。周素园1950年5月28日在写给女婿赵发智的信中恳切地说:“我自感年纪衰迈,身体多病,不能积极为人民服务,担负实际工作,但也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意,遇事努力。”周素园还劝慰道:“你是素有认识而且学过专门技术的人,应该靠拢政府的周围,尽桥梁的作用。你们家族中、亲戚中,以及一般老百姓中,对政府的法令政策有不理解,你须尽量替他们解释,期于减少误会,避免地方上不必要的损失。”
  1950年5月25日,贵州省领导秦天真、徐健生等会见周素园。周素园在日记中写道:“徐、秦代达当局意见,有挽余参加省政府委员之意。为人民服务是光荣的,但精力不许可,且为奈何!”
  1950年6月28日,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周素园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7月31日,周素园赴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领导人亲切地接见了他,并请他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他以年老病弱婉言谢绝,说:“学识经验我实实自惭落伍,即不说此,每一次参加会议,需要相当时间,精力万来不及,假使尸位素餐的话,旁人将指责贵州省政府为老疾残废收容所,万万不可。”刘伯承说:“素老年高,我们是缜密考虑的。寻常例会,你不必出席,重要事件再请你参加,这样双方都可照顾到了。”邓小平说:“素老负责意义主要是联系群众。干脆说,只要你的名字摆在那里好了!”推心置腹的话语和满腔热忱的信任,让周素园没有理由再推辞。1950年8月30日,71岁的周素园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周素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他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投入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他分管全省文教方面的工作,重要文件都是自己起草或批阅。他积极建言献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出的许多建议都得到党委、政府的采纳。1951年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后,周素园在给毛泽东的信上提出的“开发及扩充贵州矿产”等建议全部得到采纳。

  “假使你们都奉共产党为依归,我死也瞑目了!”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素园自觉地把自己的家庭和思想摆进去,严格地解剖自己,从不以权谋私,而总是以普通百姓的心态去面对党和政府给予的荣誉和优待,认为“为人民服务是光荣的”。从遇到红军的那时起,他就坚定跟随共产党走的意志,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认识不断提高。
  1949年12月12日,周素园在毕节追悼临解放前夕被杀害的8位烈士会上讲话:“我们要感谢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的艰苦斗争,要感谢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要感谢人民解放军的英勇迈进,我们才得有集会的自由、游行的自由。”“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热情,认清我们的路线,在各级政府指示之下,为拥护新民主主义而努力。”
  周素园1950年1月30日在《给老朋友的一封信》里说:“最初我和旁人一样,对共产党也是隔膜的。一九三六年,在毕节参加了西路的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共同行动了十个月,到达延安,又整整住了十个月,因此便了解了许多。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毛主席请我临别赠言,我说:‘政权一定是你们的,共产党是吃苦耐劳,国民党是贪污享受、醉生梦死。共产党是命令贯彻,国民党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拿这两点作一个比较,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判断最终胜利属于谁。但我希望获得政权之后,共产党不要变质。’”
  1950年7月24日,周素园在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拟写发言稿。他在稿中写道:“广大劳苦群众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倾向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首长的劳心焦思,要把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改变成独立自主、富强繁荣的国家。他们搜集了详细的资料,制订了精密的计划,夜以继日的埋头苦干,仅仅几个月的短时间,收支平衡了,物价稳定了,成绩昭彰。凡有耳目,共见共闻。有了这样负责的政府,有了这样历史上史无先例的政府,我们不知道拥护,说得上政治常识吗?所以站在人民的立场,我要求大家了解政府、信任政府。”
  在《解放周年看时局》里,周素园对1950年11月4日各民主党派所发表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言》发表感想:“在这纪念解放一周年的今天,我一方面对美国强盗的侵略暴行充满了无比的愤恨,也同时对人类解放事业的胜利具有了牢固的信念。望我省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和各族人民,更加巩固的团结起来,为祖国的和平安全而努力!”
  周素园在《我所认识的一个环节——纪念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写于1951年)里说: “今天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我回忆十六年前的万里长征,和二、四两方面工农红军都曾有过一个时期的共同生活。陕北会师,又亲见毛主席领导的路线,以至以后的大发展。毛主席是伟大的,他掌握了马列主义,运用马列主义的方法来观察时局,分析时局,估计形势,预示事变的进程,常常是‘烛照数计’,不爽尺寸。他又善于了解人,抓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使得人们都毫无保留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中共在他的领导下,解放了全中国,影响了全亚洲,影响了全世界。”
  在新中国成立两周年之际,周素园不仅发表感想,还提出了建设性建议——巩固国防。他在《庆祝国庆与巩固国防》(写于1951年)里直截了当地说:“我只想利用机会,提出重点,让当家作主人的人民群众注意当前最迫切、最严重的大问题。就是说,庆祝国庆要联想到巩固国防。”“我希望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头脑中,树立一个巩固国防的观念,每个人的日常行动,都和巩固国防结合在一起,群策群力,像百川归海一样,都是为巩固国防而奋斗。那末,我们今天庆祝国庆的意义,就更深长而远大。”
  周素园对共产党充满感激之情,因自己不能为党多做贡献而内疚。他1952年3月19日在给女儿周贞一的回信中说:“党因(我)过去参加长征,给以优待,但解放初期,我的认识不够,曾介绍过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同志们虽对我宽容,我内心常引为咎责。”他在1953年9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党对我太好了。这益益增加我的不安。每天睁开睡眼,就是这样的问题横梗心中,我如何报答党呢?是否容许我还能做出一点贡献呢?积极方面都是难以想象的。”
  140年来,周素园家族走过了风雨如晦的近代,走过了水深火热的现代,走进了丽日阳春的当代,见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采访周素园后人,让我们不仅看到了一段家国同命运的鲜活历史,也看到了在他们身上浓缩了一部中华民族追求光明和伟大复兴的百年中国史,他们无论在何种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都始终弘扬爱国奋斗精神,竭力报效祖国,努力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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