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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社”吹响了毕节革命文化的号角
作者:文|徐锦华  发布日期:2019/9/29 阅读次数:
“草原社”活动阵地之一—陕西庙戏楼(资料图片)
  毕节市内原“大横街”(也叫中华南路)中段,有一处不起眼的古老建筑,系清代乾隆年间所建,原为陕西会馆,又称“陕西庙”或“春秋祠”,解放后曾是毕节县三旅社所在,现在为“青云书画院”所用。在此建筑的一侧墙壁上,立有“陕西会馆”简介和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牌,另一侧墙壁上有“草原艺术研究社”活动旧址(以下简称“草原社”)简介,但是内容极为简单,又因为毕节各种志书及文献对“草原社”的情况介绍甚少,故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草原社”是咋回事,自然更不知道“草原社”的重要意义之所在了。本文就“草原社”的来龙去脉,特别是“草原社”的革命文化活动及重要意义作一些介绍。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地下党在毕节领导革命运动的发展,毕节的革命文化活动出现了空前高涨的局面,地下党和进步青年开展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文化活动,显示了革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其中毕节地下党直接组建和领导的革命文化社团——“草原社”所开展的如火如荼的革命文化活动是毕节革命文化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之一。

  “草原社”的创建
  1933年初冬,共产党员林青(原名李远方,又名李肃如,贵州地下党最早的组织领导者,1935年9月11日英勇牺牲)和共青团员缪正元由上海回到家乡毕节(缪正元回毕节不久,按照当时党的有关规定转为了党员)。林、缪回毕节后,立即同贵阳高中毕业回到家乡、在毕节中学任教的同学秦天真、邱在先、李仲文等取得了联系。秦天真早在贵阳读书时,就组织和领导了“学生抗日救国团”,办过《救国旬报》,并与当时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的缪正元有过联系,他们早已心心相印,因此这次重逢,一见面即志同道合,议论国事、指斥时政,分析形势、研讨计划,开怀畅叙、无所不言。林、缪向秦天真等介绍了汉口、上海的斗争形势和他们返回家乡的打算。秦天真向他们介绍了当时毕节的情况。根据毕节当时的实际情况,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确定,首先以学校为阵地,以进步师生为依靠对象,从文化活动入手,开展革命活动。
  为了把广大的爱国青年团结起来,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宣传革命、启迪民智、唤醒民众、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为了在黑暗的毕节山城燃起一把火炬,林青、缪正元、秦天真决定成立一个文艺社团。于是他们在毕节城区联络了一批进步青年,经过积极的宣传组织活动,基本筹备就绪后,就在毕节城中的女子小学(今松山路毕节二小)召开了成立大会。会上,由林青提名、大家讨论通过,文艺社团名称定为“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草原社”成立的消息一传开,人们奔走相告,积极响应,要求参加的人除了毕节中学的进步师生外,还有其他进步青年和小学教师。“草原社”的成员很快就发展到200多人,熊蕴竹(“草原社”骨干,毕节妇女解放运动的带头人)等20多个女青年也勇敢地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参加了“草原社”。

  毕节地下党支部对“草原社”的领导
  林青、缪正元通过“草原社”的活动,对秦天真进行了严格的考验,认为秦天真已具备党员条件,决定吸收他入党。1934年1月,在毕节五龙桥上(今爱民广场旁边),由林青作介绍人,缪正元作监誓人,为秦天真举行了入党宣誓。接着三名党员成立了党支部,由林青任书记。对党支部今后的工作,林青提出了四条行动纲领,三人一致表示同意。行动纲领第二条就是加强对“草原社”的组织领导,推动群众性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毕节党支部一成立,就把革命文化作为一条重要战线和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列入党支部的行动纲领,加强了对“草原社”文化工作的领导。
  党支部为“草原社”提出了明确的方向,领导“草原社”通过歌咏、演剧、绘画等形式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还在“草原社”内成立了“文学研讨会”“读书会”,介绍、宣传、组织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书刊。党支部还对参加“草原社”的200多人的情况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划分为三种力量:第一种是骨干力量,第二种是一般青年群众,第三种是来凑热闹的人。其骨干力量有徐健生、邱在先、宁起枷、熊蕴竹(女)等50多人。党支部依靠骨干,团结广大群众,采取公开或秘密的方式,广泛宣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宣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

  “草原社”的指导方针
  “草原社”成立后,林青就明确提出:“歌咏不唱靡靡之音,演戏要演有进步意义的戏剧,绘画要画刚强的人,文学要写劳苦大众。”党支部成立后,对“草原社”的活动又明确提出:要走出“象牙之塔”,要面向劳苦大众,要以宣传和教育广大群众为目的,而不能走进单纯研究文学艺术的死胡同。毕节地下党支部为“草原社”提出的正确文艺方向和文艺方针,就决定了“草原社”不是一般的文化团体,也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团体,而是一个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阶级性的革命文艺社团。毕节地下党支部还由林青、秦天真作词,缪正元选曲,谱写了《草原青年之歌》(即“草原社”社歌),社歌歌词为:
  草原青年,草原青年,
  努力,努力!
  光明在前,光明在前,
  向前进,向前进!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草原社”社歌简单明了地指出光明在前,指出了革命的前途,激励革命青年们向着光明之路奋勇前进!

  “草原社”的文艺活动
  “草原社”分为歌咏队、话剧队、美术组、读书会等组织,开展学习和文艺活动。歌咏队由缪正元负责,话剧队、美术组由林青负责,读书会由秦天真负责。在他们的领导下,各项活动都搞得热火朝天。成立不到一个月,“草原社”的青年们便唱会了几十首进步歌曲,排练了几个话剧,“草原社”的女青年们既是歌咏队成员,又是话剧组的演员,每天除练歌排剧外,还要兼搞一些杂务事。当时条件很差,没有歌本、剧本,林青就动员大家用浆糊、草纸、腊光纸等自己制作。林青还教大家唱《国际歌》《春光普照》等革命歌曲,并向大家逐段讲解《国际歌》的歌词,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
  “草原社”的活动经常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和干扰,随时都要审查“草原社”青年们唱歌的内容,只要他们认为是革命的歌曲就禁止唱,因此“草原社”在和反动派的斗争中开展革命文化活动。
  1934年春节,“草原社”在陕西庙戏楼举行公演。这是当时毕节城的一桩盛事。演出之前林青他们先印发剧情介绍到各单位和进步青年手中,并用美术字写了“打倒封建余孽”“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誓死收复东三省”等大标语张贴在大街小巷及公共场所。首场演出盛况空前,歌咏队演唱的第一首歌就是雄壮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歌——《国际歌》。“草原社”第一次使《国际歌》在毕节山城回响,在黔西北人民心中激荡。接着又演唱了《草原青年之歌》《春光普照》《大路歌》《囚徒之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迫在目前》等革命歌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迫在目前》其歌词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留在脑际,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迫在目前。
  国际帝国主义借和平口号,
  企图消灭工人的祖国苏联。
  工人农民群众们,
  准备着战争,
  没有战争不能够消灭战争。
  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建立起全世界的工人专政。
  歌曲演唱后,接着进行戏剧演出。首先演出了《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内容是写丁玲等七位女作家们反帝反封建、争民主、争自由的英雄形象,展示了她们在暴风雨中搏击奋斗、锻炼成长、踏上革命征途的艰苦历程。因当时参加演出的只有五个女青年,还差两个就由林青、秦天真扮演。接着又演出了《火之跳舞》《敌同志》《最后一吻》等革命进步戏剧。熊开梅等五个女青年,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和阻拦,走上舞台,这无疑是对封建势力的一种大胆反叛,是一种革命行动,对毕节广大青年特别是女青年起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启发、引导广大妇女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
  公演进行了两个晚上,震动了毕节山城,使国民党当局及驻军恐惧不安、恼羞成怒。他们对“草原社”的演出进行干预,为了保存力量、避免冲突,以免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党支部经过研究,决定讲究革命策略,第三晚上公演被迫停止。
  公演虽然被迫停止,但是“草原社”的活动并未停止,仍然一如既往地热烈进行着。只是斗争策略和活动方式有所改变而已。为了安全,活动地点改在南门口城门洞外林青家三间木屋后面的两间屋里,青年们分期分批在这里聚会,这里就成了“草原社”的新活动场所。

  毕节地下党通过“草原社”发动的两次学潮
  毕节地下党通过“草原社”发动了两次学潮,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反动军阀作斗争。第一次是在毕节中学发动驱逐反动学监的斗争。毕节中学是当时毕节山城的最高学府,也是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激烈斗争的场所。当时毕节中学有个学监,在课堂上传播蒋介石的主张,谩骂共产党,禁止学生正当的社会活动,反对招收女生,因而引起大家无比愤怒。地下党支部针对这一情况,确定在毕节中学发动学潮。秦天真以教员身份作掩护负责领导,由几个进步青年出面组织行动,终于把那个学监赶出了校门,同时学校也被迫增设了女生部,毕节女青年得以跨入中学的大门。
  第二次学潮是和反动军阀的斗争。当时在女子小学(今松山路毕节二小)读书的林青的妹妹李秀英被军阀犹禹九的副官在操场上公开调戏,林青之弟上前与那个副官抗争,被副官用砖头打死。事情发生后,反动政府不但不惩办凶手,反而诬陷李秀英行为不端,将其开除学校,导致李秀英被迫含冤自杀。这两件惨案发生后,引起了山城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愤恨,纷纷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凶手,毕节地下党支部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以“草原社”社员和学校青年学生为主,吸收其他进步人士参加,上街张贴标语口号,实行罢课。上千名进步师生抬棺游行,棺木用绿布写着“为封建压迫而死,死后必做反封建的厉鬼”,激起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无辜死难者的同情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这两次学潮都轰动了毕节山城,大涨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国民党当局的威风。
  1934年5月,毕节国民党当局和军阀犹禹九对毕节党支部的革命活动进行镇压,说毕节中学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反动当局下令抓人。党支部被迫转移,林青、缪正元、秦天真带领熊开梅、肖士铣等离开毕节到贵阳、安顺等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草原社”的团体活动也随之停止。

  “草原社”的重大意义
  “草原社”成立后虽然其革命文化活动时间仅几个月,但是“草原社”的组织与革命活动在毕节革命文化史乃至毕节革命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毕节地下党支部从一建立“草原社”起,就把加强对革命文化的领导作为行动纲领之一,把革命文化作为一条重要战线和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用革命文化去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觉悟,团结群众力量,培养革命骨干。同时,地下党支部也从领导“草原社”的实践中丰富了领导地下斗争的经验。其二,宣传了革命思想,点燃了革命的火种。“草原社”第一次使《国际歌》的歌声在毕节山城回响,第一次以浩大的声势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较广泛深入地在毕节传播,大大提高了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的觉悟。其三,“草原社”吸收和引导了一批进步青年,冲破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束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艰苦卓绝、英勇奋斗、锻炼成长,成为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其四,“草原社”的活动在毕节山城演出了雄壮一幕,充分展示了革命文化在革命斗争中的强大号召力、战斗力和生命力!
  总之,“草原社”像一记响亮的钟声,唤醒了沉睡中的毕节山城;像一声雄壮的号角,吹响了毕节革命文化的新乐章和指引毕节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进行曲!(作者系毕节市博物馆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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