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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园达父 伯牙子期
作者:文|翟显长  发布日期:2019/11/5 阅读次数:
周素园先生(资料图片)
毕节大屯土司庄园(聂宗荣 摄)
  周素园和余达父虽然一汉一彝,却同为毕节近现代名人。读周素园的遗作《贵州大理分院推事余君墓表》《〈且兰考〉序》等,读余达父的遗作《周素园文集叙》《送周澍(素)园南归》等,再读《黔西北文史资料5》周平一文章《我的父亲周素园》,从中勾勒出他们相识、相知、志同道合、惺惺相惜的大致轮廓,我们不能不被这两位毕节先贤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君子之交深深感动。

  上海订交
  周素园生于1879年,比余达父小9岁。余达父1890年补毕节县学生员,成为秀才,6次考举人不中;周素园1895年到大定府(今大方县)考取秀才,后来成为贡生。尽管周、余二人都曾拜葛明远(字子惠,1898年中进士)为师,彼此知名却并不熟悉——“周君素园,与余同乡里,少相知,然未相习”(余达父《周素园文集叙》)。“达父少好学,于书无所不读,务记览,工词章,谓青紫可拾芥取,而试则不售。”在《贵州大理分院推事余君墓表》中,周素园如此表述余达父的早年志事,既赞赏其博览群书、工于词章的过人学养,又惋惜他有志于科举仕途却“试则不售”。
  1905年冬,周素园为办报从贵阳去上海,购买印刷机械、培训技术工人(见周平一《我的父亲周素园》)。1906年春,余达父赴日本留学途经上海,得友人宁居益(本名宁士谦,字益之,又字居益,时亦赴日本留学)介绍,始与周素园订交,当时余达父36岁,周素园27岁。闻名不如见面,这一次订交,通过进一步了解,余达父慧眼识才:“始悉平日所闻于里闾称道素园之学术德业、风骨文章者,其知之固浅也”——毕节当地人盛赞周素园的“学术德业,风骨文章”,知之太浅;“学术德业,风骨文章”之外,还有另一个前途无量的周素园。此前周素园也不只一次想去日本留学,像余达父一样学习新思想、新知识,努力探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却因生病受阻未能成行——“培艺,邑学廪生,弱冠以文学知名,而极究心时务”(1913年在北京所作《稽勋表册底稿》自述),“庚子(1900年),愤国变,将东渡考察政治。抵上海,因病沮(阻)。遂广购留东学生发行之《民报》及诸杂志读之,愈叹革命之不可已”(同上)。
  “中东之役,丧师辱国。强邻环伺,惧陷瓜分。我辈倘不亟谋改良政治以图救亡,宁再事咬文嚼字耶!”1895年6月,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毕节,正在大定参加会试的周素园拍案而起,走出八股应试藩篱,“发愤自强”,关注国家命运。其后,周素园曾在毕节、普安等地教书育人,曾到贵阳参加公费留日学生资格考试,却被留日学生推荐人、曾任礼部尚书的李端棻(因积极参与戊戌维新,以“滥行保举”罪遣戍新疆,1901年赦归原籍)聘为助手,经营贵州全省铁路矿务总公司,发展实业以图救国。病入膏肓的满清王朝,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让周素园“注重教育以开民智,提倡实力以抗外力”的理想终成泡影。“顾黔处边远,交通不便,欲传播革命思想于多数人,非报纸不为功。乃函劝戚友集股,由沪购印字机回黔,创办《黔报》,自任撰述,冀以文字徐徐鼓吹。”(《稽勋表册底稿》自述)1907年8月17日,周素园创办贵州历史上第一张报纸《黔报》,由其二哥周培棻负责发行,开展爱国救亡宣传。1907年10月,周素园等“黔中名士”30人,与革命志士张百麟等发起成立“贵州自治学社”。再后来,他又与张百麟共同筹办《西南日报》并担任主编,传播新思想、新学识,揭露清王朝及贵州社会的黑暗腐败。
  “余留倭五载为今日法律政治之学,而素园于此时出其绪余,佐黔中大府幕吏书,旁午刀笔骈阗,风发电掣,妥帖排奡(读“傲”,意即矫健),仍不废诗酒文讌诸事,声名藉甚。余闻而叹其才力发皇,气象之丰昌,宜致腾达。”(《周素园文集叙》)留学日本的余达父,并不完全了解周素园在省城的所作所为,在欣赏朋友才情胆识并由衷祝愿他飞黄腾达的同时,又担心他“意气之飞扬,精神之舒畅”的文章,“或少沉郁顿挫,幽眇奥衍之思致”。

  省城联袂
  余达父“泛海东渡,留学日本,选肄法政,尽通其奥窔,归国应廷试,登第矣”。1910年夏天,余达父毕业归国,经满清学部试验后,得中法政科举人,母亲却溘然长逝,他不得不“奉讳归里”,为母亲守墓半年。1911年9月,四川保路运动爆发,贵州也掀起反对将四国借款建筑贵渝铁路的斗争。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湖北宣布独立;接着,湖南、陕西、云南相继宣布独立。11月4日,贵州宣布独立。“值武汉首戎,黔中应义,盗贼亦乘之蜂起,不得已出而与乡人维持梓里艰局,被举为临时议员。”(1913年余达父所作《与梁某书》)不是同盟会员也不是自治学社成员、与乡人防盗防贼维持家乡艰难局面、并未直接参与贵州辛亥革命的余达父,能够成为省立法院的临时议员,很可能与平刚、周素园等知交好友的举荐有关。
  1911年,得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周素园等各方代表一行7人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贵州巡抚沈瑜庆处劝其主动交出政权,未果。在各方形势的推动下,自治学社于11月3日晚发动武装起义,兵不血刃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11月4日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周素园出任行政总理,主持全省民政。
  周素园、余达父两人再次见面,已经是1912年的正月间。刚刚经历了革命风暴洗礼“抑塞昂藏”的周素园,与余达父记忆中的“安雅闲适之少年”判若两人——“壬子正月,余以省议会议员至贵阳,见素园抑塞昂藏,非复六年前安雅闲适之少年矣”。耳闻目睹周素园在贵阳苦心孤诣鞠躬尽瘁的所作所为,余达父转而高度赞扬其运筹帷幄的德能勤绩:“辛亥秋,武昌首义,中原俶扰,素园与诸同志数人于黔中缔造经纶,襄成共和,危疑大计,仓猝决定,戈矛萧墙,祸患肘腋。素园皆所众所推,而独任其艰难险巇者,竭数月之心力,黔事亦稍靖矣。”“迨海飞地坼,西南崩裂,共和草昧,氓庶饥隍,是非蜩螗,水深火热。素园运筹聚米,指示发纵,匕卤不惊,独立告成。”
  而社会形势陡然逆转,宪政派、地方官绅、团练势力同贵州自治学社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滇军应请入黔镇压“乱党”,其情况一如余达父1917年新秋二日所撰《周素园文集叙》所描述:“狡险争权者阴结假北伐之滇师,袭而覆之,而黔中遂为水火倾轧之域,虽至今弗宁。”在贵阳,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血腥恐怖,周素园和余达父两个毕节同乡亲密合作同进同退,为捍卫革命成果据理力争不屈不挠:
  在贵州省立法院,余达父曾根据自己在日本所学法理,“议订立法行政之权限”,写成草案:“其时与行政之有方者议订立法行政之权限,一纸草案,本据法理以成。”(余达父1912年所作《与梁某书》)云南军阀唐继尧不仅屠杀革命人士数千人,而且强行将立法院改为省参议会,被选为临时副议长的余达父坚持行使立法院体制权限,不但不承认非法就职的“伪都督”唐继尧,还支持周素园指控“以私人名义串借外债、认销滇盐事”(周素园《贵州血泪通告书》)的一干权要,“将声罪致讨”(同上)。唐继尧“不意议员有此胆干,殊惊愕”(见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组织诬陷反击,结果把周素园、余达父和贵州自治学社的议员一并除名——“复有力者忌其锋芒,必欲龁而去之,终虽不能去,已成冰炭”(《与梁某书》),余达父在正式选举之日,虽然当选,辞不就任,知难而退,由黔入蜀,短期逗留后也像平刚、周素园一样流落京沪。

  北京患难
  宪政党与刘显世勾结云南军阀捕杀自治学社会员,周素园被迫逃离贵阳,先取道毕节进入四川,又取道武汉抵达北京。他起草了《致北京政府》《致国务院》《致孙中山》《致袁世凯》等函电通电全国,还写成《贵州血泪通告书》,组织“贵州冤愤团”,声讨宪政党勾结滇军颠覆大汉贵州军政府的罪行,却被当局置之不理。袁世凯当政,还将周素园作为利用“冤愤团”谋反的“民党祸首”,明令通缉。周素园十年亡命,贫病交加,生活上濒于断炊,一度几近精神崩溃。
  从1913年冬到1917年夏冬,余达父寓居北京宣武门一带,当过律师,任过法政学校教员,却潦倒失意:“纵有文章惊海内,岂知书剑老风尘”“近来海内为长句,昨日厨中乏短供”(寓居北京所作楹联)。周素园和余达父,同样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两个毕节文化人,在北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3年深秋时节,余达父到北京而周素园匆匆南返,两人交流不多:“癸丑秋暮,余至京师,素园已辞参议院秘书匆匆将出都门,而余遂羁燕市”;1915年春,周素园再到北京,投靠在“宣南传舍”赁屋居住的余达父,彼此的交谊进一步加深:“乙卯春初,素园来京师主于余,相聚约百余日,两人皆濩落无所就,而相得极欢。”当周素园欲返汉皋(武汉)时,余达父曾作29韵五古《送周澍(素)园南归》,对朋友进行开导和勉励。诗歌先写周素园来北京时的酷寒抑郁:“忆君北来时,朔风正鼓荡。尘埃变晦明,冰雪愁酝酿”“归作苦寒吟,重裘思挟纩。几疑宇宙间,否闭长凋丧”;再写旬月后春暖花开让人流连忘返:“物类复昭苏,檗芽尽舒畅。庭草绿侵阶,檐藤红压帐。枣林花动霞(自注:崇效寺即明枣花寺,有五色牡丹数十株),江亭苇固浪。终日策杖游,芒鞋穿几緉(双,用于鞋袜)。”通过对比气候物象变化实现哲理升华:“始信有乘除,熙和生非妄。俯仰观物理,人生亦同况。”接下来,诗人写姜太公、韩信等从不遇到遇、从穷愁潦倒到封侯拜相的传奇经历,慨叹“当其未遇时,潦倒殊无状。忽际风云会,扶摇层霄上。才略济当时,事业后人仰。成败更偶然,富贵来尤傥(倘)。逝者既如斯,聚散今何怅”,鼓励朋友正视坎坷多一些自信乐观。开头的“暮春寒气消,川原新绿涨。倦客将南归,对此颇悒怏”,与结尾的“惟有别离情,临岐转难忘。珍重赠狂言,谬拟骊驹唱。他时重携手,一笑真无恙”遥相呼应,让人情不自禁想起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1916年夏天,袁世凯一命呜呼,周素园再次来到北京,余达父对其因官场明争暗斗而“落落无所就”的遭遇感同身受:“时袁氏方毙,政局迭更,士之鳞袭萃都下者不减数千万人,而素园尤为众流所归,然誉之者盛其狷(性情正直,不肯同流合污),而挤之者亦愈力。素园又不肯俯仰随俗,故终落落无所就,荏苒迄今。”周素园也深深理解余达父作为“北漂一族”的真实困境,对余达父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与达官贵人同流合污的气节推崇备至:“达父雅志用世,而兀岸自熹,不屑软媚合同,折节干进。相识满机要,汔不获一当。居北京五年,侘傺南返。”
  滞留北京期间,生平很少作辞赋诗歌的周素园,因怀念“临产胎不下,入医院,剖腹生一女,而君竟不起”、葬于湖北汉阳的继室肖氏,并“窘党人于亡命,泣名士于新亭。念河山之破碎,况身世之飘零”,写成骚体《继室肖君哀词》,余达父最先得读,留下评语,将其与晋宋之间潘岳、鲍照文集中的得意之作相提并论:“气味朴茂,神似晋宋人文字,潘安仁、鲍明远集中得意之作也。”贵州名举人、曾任贵州教育总会会长、农商部主事的乐采澄(嘉藻),评价此文“情文并茂”;江西名举人、曾任贵州巡警道的贺菶生(国昌),评此文曰:“渊雅淳絜(洁),吐纳(离)骚(文)选,曩读君报馆文字,痛快淋漓,无不尽之词;今乃一变其面目,贤者固不可测耶!”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平少黄(平刚)也高度评价此“哀词”,认为余、乐二位的评价最到位:“沉吟哀感,动人心魄。余、乐二君之称誉,允无过情。”
  1917年,余达父“因家难频仍,不日南旋”。古历7月2日,周素园“发其文集若干卷、辛亥贵州革命人物志若干卷”,嘱余达父为之作序,并且说:“年来患难艰虞中,友朋气谊之笃、相知之深,无逾君者。”而余达父“读其文,迹其身世之所历,而因之有感焉”,为周素园之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愤慨不平:“素园天姿清妙,绮纨负盛名,乃不得历金门玉堂,而为诸侯宾客;居开府节帅之幕,条理机要,整刷疵瘼,志意安适,乃不得手一髦、腰一绶,藉摅其干练之才,沛泽生民。”一个像周素园这样的“干练之才”,身为贵州辛亥革命大功臣却“不得拥节钺,据大藩,基峙鼎足,巩固共和”,“而颠沛流离,转徙于江汉燕蓟间,困顿无几所复之,此皆极人世之所谓沦落不耦者”,让余达父同情怜悯,他以类似古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表述,勉励挚友走出困境创造人生事业的辉煌:
  “然反观物之夕植而朝荣,事工之刻日而成就者,其终乃如彼。而艰难盘错,积累纷繁,淹历岁月,更经摧折而后岿然为世规模者,其终乃如此。是素园今日之困塞,不特为其事业功名所应纡折经历之境,亦为学问文章所应纡折经历之境矣。”
  “君之事业功名之坚苦卓绝,学问文章之沉郁顿挫幽眇奥衍,余方于他日颂之叙之!”
  时民国第五任总统徐世昌欲编纂《清诗汇》(又名《晚晴簃诗汇》),1918年9月,周素园作《致徐又铮》,欲通过陆军上将徐树铮向其本家徐世昌推荐余达父所著诗稿。(《素园书牍》红格本卷九)后来出版的《晚晴簃诗汇》中,虽然没有收录余达父的作品,但周素园对余达父诗歌创作才华的钦佩赏识,由此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寓居北京期间,周素园和余达父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友谊可谓患难之交。余达父如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却为周素园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物质支持与精神鼓励。

  贵阳任职
  从1918年起,余达父因中风寓居省城,“垂危之际,复中风疾,右手足拘挛不仁,卧蓐三载始倚杖而行”(1931年所作《〈豁然篇〉序》);1921年年底,余达父在大屯被兵匪劫持,“孤身陷贼八十日,转徙颠连百里间”(《壬戌人日口占·时在仁怀小路乡》),“家藏书三万余卷多被盗兵所残”(《戊辰(1928年)十月筑大湾山庄》),获救后于古历4—5月抵达赤水县、泸县,处境困窘之至。是周素园雪中送炭,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1922年8月,袁祖铭任贵州省省长,委任周素园为政务厅长兼省府秘书长,周素园便向袁祖铭推荐了余达父。1922年秋,因乡间兵匪频仍,余达父“时以法制委员任大理分迁推事,寻刑庭长”(《戊辰人日时园独酌》自注),携家人入居贵阳。从“救贫暂出仕,荐作大理迁”(《戊辰人日时园独酌》)到 “我无活国术,投效请归田”(同上),前后五六年时间。对余达父这一段任职经历,后来的省主席王家烈、前清进士杨恩元、省财政厅厅长郑先辛、省政府秘书长兼民政厅厅长万宗震、曾任省高等法院首任院长的窦觉苍、毕节历史上第一位教育局长萧吉人(生祥)等,在余达父像赞中如此评价:“东渡扶桑,人称俊彦。学成归来,宣勤法院”;“法曹数载,冤屈雪伸”(王家烈);“法理深邃,守正持平”(万宗震);“学究申(不害)韩(非),辩媲苏(秦)张(仪)。长才郁郁,以翱以翔”(窦觉苍);“蔼蔼余公,先进老成。耻附权贵,耿介性情”(万宗震)。
  “袁祖铭为贵州省长,余荐达父起家授大理分院推事,未尽其才也。”对推荐余达父到省城任职一事,周素园不无遗憾。而他本人长期寄人篱下,日子也过得并不舒坦。1923年至1924年,周素园寓居上海;1925年,他摆脱袁祖铭等军阀的控制要挟,回家乡毕节闭门读书著述。“余怵于国事之分崩离析,私斗之靡有已时,洁身引退,理乱不闻。”
  就在此时,余达父也萌生了退隐之意,两人志同道合想将产业合并,却受地域制约不能如愿以偿:“达父浩然有归志,邮书与余相约,莳花种竹,弹琴赋诗,攀迹崖壑,流连景光。顾余家城市,达父遗产在大屯,两人踪迹固无由合并。盖以政局波荡,扰攘频年,赋敛繁重,盗寇纵横,林泉乐趣,即之亦渺同天国。”1925年,周素园客居上海(沪)、重庆(渝)期间,曾“两奉惠书”,收到“达父二兄先生”来信,在《周素园文集·一般函电》内留下了《复余达父函》:“……闰月既望,清吉抵家。又展手翰,欢喜无量……贵阳嚣隘,终不足以混高贤。新宅弘敞,老树参天,何日归来,当扶杖话旧,逐队盘桓也。端此奉复。敬颂著绥。培艺顿首。”周素园阅历丰富,知道省垣官场之险恶“嚣隘”,了解“高贤”余达父“雅志用世,而兀岸自熹,不屑软媚合同,折节干进”的隐者风骨,由衷希望他能回归大屯庄园故居,与自己“扶杖话旧”同享“林泉乐趣”。
  “益之竟作古人,不获最后一把握,念之惘然。”(《复余达父函》乙丑)也就在1925年,介绍周、余二人订交的共同挚友、曾留学日本东京警察学校、东京同盟会会员、贵州自治学社骨干、辛亥革命健将宁士谦撒手尘寰,终年49岁。

  大屯题碑
  1927年10月,余达父辞官归隐——“去年十月余辞官,不待报(批复),即日首途”(《戊辰十月筑大湾山庄》)。1928年,在大屯故居,余达父“小筑园林当招隐,时携笔砚校残书”(同上),潜心著述。同年冬天,余达父为避兵祸前往云南一年有余。从1931年到1933年,在大屯,在毕节城,余达父一边养病一边著述,写成《通雍余氏宗谱》和《且兰考》等。1934年初春,余达父又举家迁入贵阳,被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聘为省政府顾问。次年古历6月25日,余达父在贵阳南通街寓所逝世,归葬毕节大屯杉木岗,因频遭盗墓,数月后不得不迁葬黄金乡白泥塘高山之巅。
  “故大理分院推事余君达父,既归告之八年,复匆匆入贵阳。余从友人处闻讯,省政府方礼罗达父,备顾问。越月,得其夫人书,则达父遘疾旅舍,已丧归矣,且曰:知达父莫如君;葬有日,乞文表其墓。”这是周素园写作《贵州大理分院推事余君墓表》的缘起,余达父如夫人徐立芳信中的一句“知达父莫如君”,概括了两个毕节文化人的平生交谊。周素园对老朋友的不幸逝世深感悲痛:“达父之复出,盖达父之不获已,而竟以是夭其天年,此余所尤深悲达父者。”他亲笔题写在墓碑上的“达父先生墓道 雅道沦亡”10个楷书大字,将失去知音的哀痛表达得深挚动人。
  早治经韵,穷研子史。词赋诗歌,乃其余事。
  㥞雅堂集,传之后世。东渡扶桑,习新法制。
  直道彰闻,为代议士。法界任职,时赖有豸。
  惜不大用,溘然长逝。
  挚友平刚所题《余达父像赞》,高度概括了余达父的生平业绩。余达父工诗擅文、善书法、喜收藏、能鉴赏,饱学经史,通晓汉语、日语和彝语,既是著名诗人、法学家,又是著名学者、书法家,几篇像赞对其评价尤高:“读书万卷,用宏取精,工书善文,昔擅诗名”(万宗震);“古蔺握晤,令我心倾。言论风采,卓尔不群”,“法律名家,文学泰斗”(郑先辛);“岳岳余君,鲠直率真。东瀛讲学,革命精神”,“深谙政法,尤擅诗文”(王家烈);“生于荒裔而耽于文学……唯留此不朽之精神在平生著作”(杨恩元);“毕山苍苍,毕水泱泱。哲人挺生,冠冕乡邦。其德温良,其貌端庄”(窦觉苍)。而在毕节这块土地上,真正了解、理解、欣赏并推崇余达父的,是周素园。在千字长文《贵州大理分院推事余君墓表》中,他不仅记述了余达父的生平事迹诗文著述,预言余达父即将永垂不朽,而且藉余达父的不幸遭遇,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诸多爱国志士的愤懑,表达得文情并茂:
  “其平生著作曰《㥞雅堂诗集》十四卷,曰《罂石精舍文集》四卷,曰《蠖庵拾尘录》二卷,曰《通雍余氏宗谱》一卷。呜呼!古之文其墓者,欲有表见其后也。高才硕学如达父,使得志遇时,已尡耀显赫于天下,固无藉于余文,即今穷愁没世,而精神意趣,一一寄托于其诗若文。达父之力犹足以致乎不朽。”
  “士负才积学,方自任以天下之重;乃仕既见沮,处又弗宁,荒山野屋之中,求为老农老圃而不可得。纲纪堕废,廉耻汩亡,豺狼当道,魑魅瞰室,此何如景象!尚为国有人乎?然则,余不暇悲达父而自悲,且以达父之长往为大幸。回面后死,宛转污浊。噫嘻达父,其亦可以无恨!”

  且兰留序
  在我们一般人的心目中,彝族同胞可能文化比较落后,不那么开通、开化。而身为彝族社会上层人士、大屯庄园主人、百余年家学第四代传人的余达父,当年曾告诉周素园,彝族不仅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而且有自己的习俗、典礼、谱牒:“夷族土人,不仅自有语言文字,且冠婚丧祭,典礼繁缛,谱牒尤纤悉,必书羊皮,厚楮卷帙盈寸,高可隐人。惜舍耆年、祭司外,无能辨识而诵习。”这一番话引起周素园的格外重视,他不失时机地勉励余达父发挥自己堪与前贤媲美的著作才能,成就“以汉文翻译土族旧籍”的“旷世绝业”,余达父不仅深以为然,还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并且付诸实际行动:
  “君有著作之才,雕虫刻篆,前人比肩。倘以汉文翻译士族旧籍,此旷世绝业也。达父亟是吾言,但谓不限于翻译。”
  “兹之《且兰考》,或即彼事之先河,宿草荒芜,已无能起达父而问之。”
  “倭寇蹈我京畿,国府适应抗战迁都重庆,于是川、滇、黔边省形势一变,而西南少数民族尤引起广泛之注意。海内政治家、学者、輶轩之往来,朋俦之谈论,佥欲征求其文献,了解其生活。”国难当头,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1941年,杜门谢客的周素园为余达父遗作《且兰考》作序,高度评价其意义价值:“余以为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得汉族之著作百,不若得土族之著作一;得生存土族之著作十,不若得过去土族之著作一。宏大之宝藏,必有瑰异之发现。他日祭司者亡,土族旧籍之文化,亦将随之澌灭,岂为土族之不幸,亦或中华民国之损失也。”
  靠余达父如夫人徐立芳苦心孤诣的保存,靠毕节彝族上层人士、阿市土目杨仿岩及时抢救抄录补注,《且兰考》得以留传于世,并在2011年5月作为《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彝学》专著由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且兰考》分《且兰旧事考》《且兰考历代建置考》《历代世系考》《且兰历代建置总表》四个部分,附录《夷族土司仪礼论》,按周素园先生的认识,“大抵搜辑材料,采摭群言,是为著作家一般之初步工作。”读《且兰考》,我们可以知道彝族尤其是西南各省彝族起周讫清的历史变迁情况,以及诸如诸葛亮南征、傅友德调北征南、奢香内附开龙场九驿、明末奢(崇明)安(邦彦)之乱、清初改土归流的一些历史细节……余达父在有生之年,以汉文典籍参照彝族历史文献,搜集相关资料并作了不少注解,却没能如愿以偿完成这部彝学专著,像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实在是莫大的憾事。

  尾声
  天不假年,余达父64岁不幸病殁,1917年他要为周素园“事业功名之坚苦卓绝,学问文章之沉郁顿挫幽眇奥衍”“他日颂之叙之”的愿望终成泡影。
  余达父逝世一年多后,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1936年2月9日进占毕节,时年53岁周素园应邀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随贺龙、萧克、任弼时、王震等长征到达延安,到红军大学讲授历史。1937年10月6日,毛泽东亲笔给周素园回信,同意他回贵州做统战工作,还称赞他“是一个奋斗的人”“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离开延安前,周素园遵照毛泽东的嘱咐,写下了自己的自传。毛泽东读后感慨地说:“你以往的已足自豪了,今后更辉煌的未来,应该是我执笔来补写!”
  周素园和余达父,伯牙子期高山流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清何瓦琴联语,鲁迅曾将其书赠瞿秋白)!余达父泉下有知,应该为周素园这个“万里共长征,人民事业资匡助;一心服真理,马列宏谟有会通”(1958年2月周素园逝世后贵州省委挽联)的毕节同乡深感骄傲和自豪。(作者系毕节二中教师、资深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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