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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处逢生
——解读中央红军金沙后山南渡乌江
作者:文|李东升  发布日期:2019/11/18 阅读次数:
中央红军南渡乌江江口渡口(资料图片)
  四渡赤水战役结束于何地
  四渡赤水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追堵截的艰险条件下进行的一次运动战战役。四渡赤水战役既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也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神来之笔。但是,这场战役如何胜利结束?结束于何时何地?需要再细细解读历史的篇章!
  1935年3月29日,时年19岁的红一军团组织部长、二师政治委员肖华,被军团政委聂荣臻临时派到承担强渡乌江任务的先遣三团,加强强渡乌江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行动前,肖华热情振奋地作了战前动员后,突击队冒着风雨,登上竹筏开始了强渡乌江……
  1965年8月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8周年之际,肖华同志创作的《长征组歌》在北京正式演出。在组歌第五首《四渡赤水出奇兵》中有歌词写道:“……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
  可见,军事斗争上的史实逻辑是:有了“乌江天险重飞渡”,才能跳出敌人重兵的围困,才能出其不意地“兵临贵阳逼昆明” 。四渡赤水与南渡乌江,是同一战役中不可分割的行动整体。实事求是地审视历史,没有南渡乌江的成功,就写不下四渡赤水战役的辉煌,甚至可以说,没有南渡乌江的成功,中央红军还会在黔北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的狭小地域徘徊,也就不会有四渡赤水战役的完美收官。
  但是,无论是史学研究还是文学作品,均对强渡乌江的军事行动记载较少,或轻飘飘一笔带过,这是不客观的史学态度。
  比如,见于“百度” 的一篇文章中记载: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制酒十二车间谢珺,一次在向上海警备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全体官兵们介绍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时,详细述说了一、二、三、四渡赤水战斗的经过后,又介绍说:“ 3月30日从后山的梯子岩、江口、大塘河3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进入息烽地域,跳出蒋介石精心设置的‘绝境’,移师陕北。”
  再如“360百科”对四渡赤水详细介绍后,对南渡乌江这样介绍道:“(中央红军)26日进至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地区。27日,红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佯攻,引国民党军北向;主力继续南进,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国民党军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地。31日经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
  两段文字,对“南渡”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简略得不能再简略,而且时间上相互不一,而且对读者来说,“沙土”“ 后山” 属何地,更不甚了了。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能干脆利落跳出国民党四十万大军在黔北地区的围追堵截,难道能对南渡乌江忽略不计吗?

  立足地的艰难选择
  说到南渡乌江,不能不涉及三、四渡赤水;涉及三、四渡赤水,不能不涉及此时险象环生的敌情。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中央红军在进行艰难转战中对根据地的争取。
  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对根据地进行选择,中央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一渡赤水后又提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争取以遵义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决定,在遵义会议后一度放弃。原因是会议根据刘伯承和聂荣臻“北上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进而赤化西川”的提议。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渡江作战计划》:经川南渡江后转入川西北,协同四方面军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由于入川途中土城战斗的失利,中央红军转向云南扎西(今威信)集结。改原准备在泸州、宜宾间渡过长江为在宜宾上游渡江。但由于川军对长江的严密封锁,从宜宾上游渡江入川已经没有可能。
  2月6日凌晨,朱德在电令一、三军团向扎西靠近的电报中说:“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的可能性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在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电报还要求一、三军团领导人速将意见电告军委。
  2月7日,彭德怀、杨尚昆回电,建议军委在川黔滇边区建立根据地。这个建议十分及时也非常重要。中革军委立即接受彭德怀、杨尚昆的建议,当时决定暂缓渡江,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在选择立足之地,争取根据地创建的紧张时间里,2月18日,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 ,以遵义地区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根据地建设又成了中革军委的战略设想。
  而要实现这一设想,中央决定与追敌主力周浑元纵队决战。3月8日,《红星报》发表了《党中央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贵州告全党同志书》。告全党同志书中充满激情地鼓动全体红军指战员:“打大胜仗”“赤化全贵州”“ 赤化云贵川三省”“以至湖南地域的广大地区” 。当时,这个战略构想的目的就是寻找合适的战场和合适时机,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一部或几部,奠定能够在遵义落脚的基础。中革军委选定的歼灭对象,就是周浑元部。
  3月1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于明15日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鲁班场之敌即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周部辖两个师六个团。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要求首先消灭周部肖致平、谢溥福两个师。
  15日战斗打响。由于周浑元部事先在山上挖了战壕、修筑碉堡、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布成了一道道防线,等待红军进攻。中央红军所进行的这场阵地攻坚战打得极其艰难。担任主攻的红一军团三团和六团,冒着敌人密集的子弹前仆后继,经过艰难的进攻,虽然在敌局部阵地地段有所成效,但是整个战场形势始终无法改观,达不到歼敌的战斗目的。红军在英勇攻击中伤亡了1500余人后,不得不放弃进攻,与周浑元形成了对峙局面。
  与敌对峙,行动的滞延和时间上的消耗,这正是蒋介石最希望看到的局面。因为此战不但暴露了中央红军的位置,而且给红军造成兵力的严重损失。这种对峙一旦形成并拖延下去,国民党各路大军将飞速合围而来。

  千钧一发 形势严峻
  危险已经临近。
  3月16日傍晚,中革军委不得不放弃歼敌一部,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命令撤离鲁班场,立即向北:“于16日晚和17日12时以前,在茅台镇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摆出前进。”摆出一副北渡长江的动态,这实际上是为了争取地域机动。此为三渡赤水。
  这时的蒋介石,似乎没有许多史书所写的那么惊慌失措。在此之前,他确实摸不清红军的位置与实力。但鲁班场战斗击不溃周浑元,他感到红军已经没有较强战斗力了,更不相信红军能北渡长江了。他在自信中错误百出地低估了红军,在重庆电示薛岳中说:“共军已成强弩之末,势必将化整为零,在乌江北岸,长江南岸,横江东岸打游击,冒险渡长江公算不大;应令各纵队实施江西‘围剿’ 时之碉堡战术和先求稳定、次求变化的方针,分路自得截堵,逐次缩小,加以包围。”
  随即在蒋介石一系列命令下,湘军李韫珩部东开,在遵义城周围修筑碉堡;上官云相第九军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刘湘川军主力过江以叙永、赤水城、土城、古蔺一线修筑碉堡封锁;龙云遣孙渡纵队进至毕节以东黔西一带修筑碉堡。蒋介石一系列部署完成后声称:“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仍聚歼匪之良机” ,并向国民党40万大军疾呼,若再不消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三渡赤水之时,中央红军面临极度危机。
  中革军委预定进至的古蔺、叙永地带,已经成为敌人三面围困之地,回旋余地十分狭窄,若敌人的碉堡封锁线形成,逐步压缩空间,中央红军又将面临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到时再突出重围,势必将付出极大牺牲。紧急关头,行使前敌总司令部指挥权的毛泽东,面对险峻敌情当机立断,决定全军回头,四渡赤水再寻求新的机动。
  从3月20日,党中央、总政治部致电各军团首长的渡河电令中,可以解读形势的紧张与敌情的严峻:“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紧急关头”“派高级首长亲自鼓动与指挥架桥,打破任何困难”“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四渡赤水电文语气如此紧迫与严肃,这是红军指挥电文上少有的词句。电文确实表明敌情险恶,红军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周恩来后来回忆说:“……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路,四渡赤水河。”
  东渡赤水的红军并未迎得新的转机。
  蒋介石3月24日从重庆飞到贵阳,他此前推算红军化整为零的结果并未出现,但认为红军反复徘徊于遵义地区,属于还没有肯定性决策的表现,聚歼红军的大好机会仍然存在。于是改变先前碉堡封锁的作战方法,重新部署了碉堡封锁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军事方案,严令各路军队向遵义并进,实行南北夹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之间。
  在敌情险峻的紧急时刻,25日晩上22时,三军团军团长彭徳怀、政委杨尚昆向中革军委致电建议:认为目前要钳制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部,消灭黔军王家烈部,由此扩大机动区域转向遵义西南不太现实。他们认为目前西南机动很困难,因为首先要突破敌人包围圈。建议转向东南之乌江流域比较有利。同时根据三军团在打鼓新场(今金沙县)活动过的熟悉情况,与新的敌情分析,再加上侦察依据,提出只要充分准备,用4至6个小时时间,即可在三军团原来渡乌江进遵义处架起浮桥。
  这个建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南渡乌江,但“架起浮桥”,已经很眀显地表达了南渡乌江之目的和意向。中国共产党善于用集体智慧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原则,在这时得以充分体现。26日毛泽东迅速地接受了彭徳怀、杨尚昆建议。朱徳总司令发布命令,决定中央红军主力集结,改经长干山和枫香坝中间地段突进南下。
  四渡赤水中央红军用反复穿插的足迹,在赤水河两岸描绘了一条飘然灵动的巨龙,而这条巨龙点睛的时刻即将到来;四渡赤水,毛泽东书写了精彩而绝无仅有的军事篇章,此刻已到了收官之处。南渡乌江与四渡赤水军事逻辑上密不可分,它是四渡赤水后,毛泽东率领红军突出敌人40万大军的包围,绝地逢生的又一辉煌。

  兵临贵阳 从容入滇
  为保证主力能有效接近乌江北岸区域,27日野战军司令命令九军团“主力依托马鬃岭为枢纽,经倒流水向长干山西南李村之敌积极佯攻”“以小部(两连)逼近枫香坝之敌佯攻”,作出北渡长江之姿态“吸敌北向”,“以掩护我野战军主力通过封锁线”。同一天中央红军主力抵达遵义苟坝一带,然后兵分两路进入打鼓新场境内。
  中革军委机关、一军团为左路,从底水河进入湾子,于29日抵金沙县沙土镇。时间与军情的紧迫,在沙土稍作休整后,红一军团便派出一师第三团和军团工兵连先期抢达金沙后山乡乌江北岸江口渡口一线,火速开始渡江准备。右路为三军团主力经文家田坝到达沙土镇后,同样马不停蹄地兵分两路,一路往中心经翁贡到后山,一路往安底经长坝过翁贡到后山,先后抢赶征程,抵达后山梯子岩附近,布置了渡江作战准备。南渡乌江不是从容不迫,而是军情紧急下的“抢渡”。
  金沙沙土镇、后山乡这两个地处川黔盐茶古道的乡镇一下热闹起来了。党中央机关和各军团指挥部均驻扎沙土镇,指挥“抢渡”乌江。历史见证了中央红军在这里留下的紧张的抢渡乌江行动。
  街上胡家大院,这个四合天井的一楼一底板壁青瓦院落,驻进了指挥渡江的机关——中央军委指挥部,万寿宫这座建于清代的庙宇,驻进了红一军团军团部,街道上那幢名为石柜台的小院子,驻进了红三军团军团部,距胡家大院不远的仁寿宫,则是毛泽东的住所。那是两个不眠之夜,不算大的沙土镇街上,集中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与军事精英,他们正紧张地谋划着红军的生存、走向!
  沙土镇胡家大院,多年前有老人回忆:大院三个晩上马灯整夜通明,有一个被称为“老毛”的人,半夜还在石院坝上披着衣服走来走去,在院子里转圈子。他的纸烟抽完了,还给老百姓要烟杆装上叶子烟抽,浓烈的叶子烟把他呛得咳嗽了。
  3月29日下午,担任执行先遣任务的突击队准备偷袭渡江。但是当突击队竹筏划到江心时,被乌江南岸守敌发现,于是改偷袭为强攻。但是,强攻却遭到对岸敌人疯狂阻击,竹排在江中沉没起伏,不但没有渡过江去,反而漂回了北岸。
  白天强攻难以奏效,三团前线指挥部决定先遣队改为夜战。当晚,利用雷电和暴风雨的掩护,突击队渡江成功,上岸后经过暂短的战斗,消灭了蜷伏在吊桥桥头洞口的敌哨兵,打通了通向南岸山上的要道。30日拂晓,过江部队迂回到下游梯子岩、大塘河两渡口,歼灭守敌,摧毁敌人江防据点,占领要道,控制渡口,巩固和扩大登陆场地,掩护江北红军从梯子岩、大塘河、江口等渡口架设浮桥渡江。
  3月30日下午,浮桥正在架设之中,毛泽东冒雨来到后山乌江边上,向红一军团前卫二师询问了南岸防卫情况。在一棵大树下,毛泽东在二师指挥部地图上,画了一条进军路线,箭头从贵阳与龙里之间的狭窄缝隙穿出,从贵州西南边境直至云南。毛泽东的目光透过雨幕望着远处,许久,他回过头对陈光和刘亚楼说:“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这一刻,毛泽东设想到了中央红军渡江后的行动目标。
  3月30日2时30分,与浮桥架设接近完工的同时,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迅速南渡乌江的命令:命令一军团于31日晨8时前渡江完毕,主力进至蔡家寨、潮水坊,并对息烽之敌进行侦察,对黑神庙等地作出警戒;令三军团由江口、大塘河、梯子岩三个渡口渡江,紧随一军团之后于14时前渡江完毕,主力经牛场进入息烽,并派出一个团扼守黄沙河渡口;红军干部团担任渡江警戒;令五军团继续钳制与追阻周(浑元)、吴(奇伟)、王(家烈)三部,首先在苦茶园,最后则扼守狗场、沙土地段;令在苟坝的九军团准备南移。3月31日下午2时,红五军团开始南移,连夜行军至大塘河渡口。4月1日拂晓,承担后卫的红五军团开始渡江,11时许渡江完毕。

  插曲与尾声
  担任浮桥警戒的干部团,在五军团渡江之后,鉴于敌追兵将到达后山,立即把浮桥拆了。一直追了20多公里,向朱德报告了拆桥情况。朱德顿时发火了,怒斥拆桥行动:“岂有此理!罗炳辉的九军团还没过江,谁让你们擅自把桥拆了?回去给我把桥架起来!”原来,担任伪装主力,牵制敌人注意力,掩护大部队抢渡乌江的九军团,因与敌发生战斗,再加上大雨和路径不熟,未能按规定时间赶到渡口过江。朱德这位脾气温和的总司令的发火,除表明军情紧急外,还使干部团团长陈赓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马上转身,带着干部团与工兵连往回跑。二十多公里的路程,赶到江边天已经黑了。全体指战员谁也没有提出吃饭与休息,所有人立即紧张地投入伐木砍竹,直到天快亮才把浮桥架好。
  但是,最终没有等待到九军团。军情紧迫,中革军委只得命令九军团暂时留在贵州,另寻机会与主力会合。九军团在罗炳辉的带领下,转入黔西北茫茫大山之中,途经毕节,一路战斗,一路急驰追赶主力。
  在南渡乌江的行动中,曾任中革军委副秘书长(未到职)、政治保卫局局长、总参二局(情报局)副局长,在我党秘密战线上做出过特殊贡献的钱壮飞同志,不幸牺牲,长眠在后山的土地上。
  抢渡乌江的行动,在金沙县沙土、后山顺利完成。中央红军结束了在黔北地域及川滇黔边区近三个月的辗转战斗,终于突破了蒋介石重兵的围追堵截,踏上另一条北进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路。
  当中央红军在云南富源县胜景关,一步跨过贵州边界,踏进云南那片红土地时,他们回首东望时,那种绝处逢生的感觉,不禁涌上了全体指战员的心头。(作者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员、贵州省著名红色历史题材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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